1898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年 苏州扫叶山房 徐继畲 瀛寰志略 孙家鼎题款
《瀛寰志略》是1848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徐继畬。《瀛寰志略》是在19世纪中叶由清朝的徐继畬所编纂。除了关于大清国疆土的皇清一统舆地全图以及朝鲜，日本的地图以外，其他地图都是临摹欧洲人的地图所制。
书中首先以地球为引子，介绍了东西半球的概况。之后以此按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顺序依次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在介绍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欧洲文明时，摒弃了以往士大夫们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偏见，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比如对于西方文明源头的基督教的介绍，他就这么写道“摩西十诫，虽浅近而尚无怪说。耶稣著神异之迹，而其劝人为善，亦不外摩西大旨。周孔之外无由宣之重译，彼土聪明特达之人，起而训俗劝善，其用意亦无恶于天下。”
除了风土人情的介绍，徐继畬对于西方民主制度也进行了介绍，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对于英国的议会制度，书中就有如下介绍：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民间有控诉者，亦赴乡绅房具状，乡绅斟酌拟批，上之爵房核定。乡绅有罪，令众乡绅议治之，不与庶民同囚禁。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
徐继畬（1795年12月4日—1873年3月30日） ，晚清名臣、学者，《纽约时报》称其为东方伽利略。字松龛，又字健男，别号牧田，书斋名退密斋，山西代州五台县（今山西省忻州市）人。道光六年进士，历任广西、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并为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前后为官30余年。徐继畬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历史、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著有《瀛寰志略》、《古诗源评注》、《退密斋时文》、《退密斋时文补编》等。徐继畬立身做作人、任官为政，颇有特色，既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敢于担当、善做而善成，又积极顺应历史与时代的发展进步，突破传统藩篱禁锢而汲求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知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实属难得和不易。
孙家鼐（1827-1909），寿州人（今安徽寿县）。字燮臣。咸丰状元。同治七年，奉旨在上书房行走；光绪四年，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担任皇帝师傅。历任工部、户部、吏部、礼部等部尚书。1898年7月，担任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也称管学大臣）、协办大学士，创办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创始人。支持维新派的变法维新，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政治家，人称“三代帝师，一朝名相”。其书法以楷行见长，工整严谨，雍容安祥。今县博物馆尚存有其楷书对联一幅幅，集欧、颜、赵三体之长，法度严谨，甚见功力。
戊戌变法夭折后，慈禧企图废除光绪皇位，朝臣多阿附，唯独他坚决反对。不久，他以病为由辞去官职，以示抗争。庚子国变发生后，他诀别家乡，抱病北上，共赴国难。1904年，任学务大臣，参与“新政”。1907年，任武英殿大学士，为资政院两总裁之一。1908年赏太子太傅。1909年病逝，谥号文正。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教育部长、最后一个拥有文正谥号者。
在科举考试中他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到达了殿试。殿试可就有意思了，孙家鼎正是在殿试上的发挥让他从此进入仕途。怎么个有意思呢？当时在咸丰九年，咸丰皇帝就让他写一副对联，孙家鼎写了一副对联从此也成为了千古绝对。这副对联是这样的：
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继羲皇尧舜；
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这副对联里上联和下联每句的第一个字包括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可以说历代皇帝的年号都包括了，不仅夸了当代，还夸了过去，真的是绝笔。咸丰皇帝也直称赞“妙”，直接点他为头名状元，从此，这副对联也被人们称为千古绝对。
扫叶山房是一家有三四百年悠久历史的老牌书店，最初创于明朝万历年间，先设店于苏州阊门内，后于1880年设分店于上海城内彩衣街，又在租界棋盘街设分店，称“扫叶山房北号”。店主席氏，先世居苏州洞庭东山，于明末清初购得常熟毛氏汲古阁书版而设此扫叶山房。清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南巡。席氏献新雕之百家唐诗，康熙大喜，奖勉有加。
扫叶山房是明清之际江苏常熟席氏所建刻书坊，清代最著名的以出版古籍为主的民间出版机构之一，也是席氏用作坊刻图书的字号名。席氏刻书始于明万历时，初设于苏州，其命名缘由，据说一是表示刻校书之不易，引用古人“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落”的含义来名其书肆。二是当地原有一刻书家叶氏，甚为有名，席氏为与叶氏相争，遂名“扫叶”。他最为著名的主人是清初的席鉴，字玉照。其藏书甚丰，著重搜集说部、小说、医书，贮于藏书楼，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雅好。所藏图书都钤有“湘北宝箴”、“墨妙笔精稀世之真”、“萸山珍本”、“玉照读书敏逊斋”、“虞山席鉴玉照氏收藏”及“酿花草堂”等朱印。
其刻书最初见于明朝。时吴中(今苏州、常熟一带)席启寓雕板印行《十三经》、《十七史》行于世，又辑唐人诗百家付梓印行,所刻板心均有“扫叶山房”字样，盖取“校书如扫落叶”之意。启寓之后分洞庭、虞山两支，其在虞山(今常熟)者多好刻书。康熙帝南巡时，席氏献新刻《全唐诗》，获赐兰花。启寓孙名鉴，字玉照，刻印书籍甚多，并曾购得毛晋汲古阁之书翻刻流传。其所刻各书板心亦镌有“扫叶山房”四字。
扫叶山房共有五个分号，洞庭山席氏于苏州阊门、松江开设书坊(一说先在松江设书坊，后在苏州、上海设分号)。1862～1874年在上海彩衣街设分店(南号)。1880年在上海棋盘街设分店(北号)。发展为当时上海最大的书店。后以上海棋盘街北号为总店。民国初年又加设上海松江的马路桥、武汉汉口的四官殿等分号，增添石印设备，迁总店至棋盘街扫叶山房北号，出书更多，成为清代最著名的以出版古籍为主的民间出版机构之一。
徐继畬是位爱国的官吏，他在任福建汀漳龙道期间，著有《禁鸦片论》，详细论述了“鸦片之害与禁治之方”。他认为鸦片贸易是“英夷之剥我元气而富强其国者”，乃“唯利是图”。在如何禁烟问题上，徐继畬主张严禁，他指责把“英夷为寇，扰乱海疆”归咎于鸦片之禁的论调是“因噎而废食”。他提出的惩治之法是“先贵而后践，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
于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了解，他主张既要禁止鸦片贸易，又使殖民主义者找不到发动侵略战争的藉口。在当时国力十分虚弱，无力抵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这种意见不失为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徐继畬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后，为保卫民族利益，徐继畬坚决抵抗。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英国军舰驶入穿山洋，闽边骚动。七月徐继畬调晋江漳龙道。时厦门告急，徐继畬沉着备战，亲自调集民兵，采集大木排，桩塞镇门各港口，指挥军民共同扼险固守。敌知有备，未敢侵扰徐继畬防守的地区。第二年（1841）七月，英军强占厦门，他督兵勇昼夜防守与厦门一水相望的漳州，曾与城门共存亡。徐继畬曾向家人表示：“城如不保，陈忠愍公（隋朝的陈启泰）祠内，吾尽节处也。”表现了赤诚的爱国之心。八月，浙江定海、镇海等地接连失败，徐继畬亲眼目睹了清军的惨败，他总结失败的直接原因时说：“我之官兵则承平日久，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此其所以败也。”又慨然长叹道：“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逆夷所困，致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米。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其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畬升任福建巡抚。在任期间，他看出“英酋心怀叵测”，“往往声东击西，言此意彼”，“仍难保无妄念挑衅，沿海滋扰”。认为“有备无患，唯在先事预防”，“防之于后，不若制之于先”，“不可恃其平日安静，致有猝不及防之患”。于是，他曾修建了各地炮台，加强险要之地的海防力量，随时准备迎击入侵之敌。道光三十年（1850），英军妄图挖掘台湾基隆附近煤炭，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徐继畬“备文照复，正言拒止”，并密行台湾淡水同知曹士桂“纠合各地士，公同查禁，并刊立禁碑，严密防范”。禁碑现存台北市公园博物馆大楼前右对面，是徐继畬保护国家资源的有力证据。
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福州发生了神光寺事件。此事起源于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一名英国籍传教士和一名英籍医生，要求在福州城内神光寺租屋居住，得到侯官县县令兴廉盖印批准。徐继畬得知此事后，立即对兴廉严行申斥，并饬令其设法劝逾英人搬出神光寺。但金执尔以此事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文翰批复处理为词予以拖延。数日后，福州便出现了绅士公呈，要求英人立即退出神光寺。英入看到公启后、要求徐继畬保护。徐继畬将计就计，立即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巡防。其目的是想既能避免发生外交上的冲突，又能设法迫使英人搬出神光寺。为此，他一方面设法劝阻百姓不找英人就医，一方面阻止匠人不为英人修复已破旧漏雨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英国人不久便搬出了神光寺。但是，在福州养病在籍的原云贵总督林则徐对徐继畬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与此同时，在京的一些福建籍的官僚根据福州绅士们的意见，多次上书弹劾徐继畬，咸丰帝根据两广总督徐广缙的调查，最后以徐继畬“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为理由将徐继畬革职并召回北京。
前已论及，徐继畬是一位敢于抵抗英国侵略的爱国者，在神光寺事件中，他基于对英国情况的详细了解，也基于对福州民情了解，采取不以微小事端酿成大的外交冲突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但是有些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学述著述，却把徐继畬的此举说成是不敢开罪洋人的妥协行为，这是慎得商榷的。福州绅民对外国人持有敌视情绪，当然完全可以理解，但以“华夷之辨”的观念来处理当时的外交，并不一定能达到保卫国家利益的目的。
在徐继畬的著述生涯中，《瀛环志略》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道光二十二年（1842），徐继畬晋京升见。道光皇帝询问海外形势与各国风土人情，他具所知答对，道光皇帝遂责成他纂书进呈。徐继畬发奋努力。随时采访，广为搜集资料，公余著述。
《瀛环志略》初名《舆地考略》，道光二十四年（1844）初稿完成，改名为《瀛环考略》。其后，他继续采寻西人杂说，询问西方官员，参阅魏源《海国图志》（初版），补充疏漏，使《瀛环考略》日臻完备，定名为《瀛环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初刻于福建抚署。同治四年（1865年）经沈桂芬大力提倡，董恂奏准，由总理衙门主持重刻，次年刻成。该书分10卷，分装6册，总分图共44幅。书中先为总说，后为分叙，图文并茂，互为印证，于各洲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国比较，皆言之颇详，亦间有议论。
《瀛环志略》一出世，便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曾任到福建巡抚的刘鸿翔赞誉此书是“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福建道员鹿泽长说该书“于国家抚驭之策，控制之方，实有裨益”。郭嵩焘初以《瀛环志略》述英法诸国之强，以为过，后出使英国，才叹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道咸间，读过此书的内外大臣，有祁隽藻、吴文镕、董恂、曾国藩等人。尤为难得的是，刘韵珂、刘鸿翱、彭蕴章等，竟然以一、二品大员身份，为书作序，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虽然赞扬了徐氏书，但依然是在天下观里来赞扬的。刘鸿翱序云：“夫中国，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我朝幅员之广，亘古无二。中华十八省外，南极越南，北极俄罗斯，东极朝鲜，西极雪山、葱岭，几得亚细亚之全土。”与天下观迥异的那部分，他们就视而不见，只当是隐恶了。李慈铭则斥曰：轻信夷书，夸张外夷，尤伤国体。
《瀛环志略》传往日本后，受到广泛重视，被认为是“通知世界之南针”，有助于他们的维新变法。因此，他们多次刊印此书，在“辛酉版”（1861年刻）中还将书内的未用名词分译日文和英文。咸丰三年（1853）六月，浙江宁波府集《瀛环志略》书中有关介绍美国和推崇华盛顿的文字，镌刻赠送美国，被砌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内壁上。后来，徐继畬的名字被美国收进了《世界名人录》。
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叙述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同时，徐继畬盛赞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丰功伟绩及其创立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创举，对华盛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其认识高度难以超越：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即美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总之《瀛环志略》介绍并推崇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这在当时来说，确系首创，给予中国当时的思想界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重大影响。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康有为在读了《瀛环志略》之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并把此书列为他讲授西学的教材之一。梁启超在读了《瀛环志略》后“始知五大洲各国”，并认为中国研究外国地理是从《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才“开始端绪”。这些维新思想家都从《瀛环志略》中汲取了营养，促进了他们进行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