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软件之父、GNU计划发起者、世界最顶尖黑客之一、计算机科学家、美国工程院院士、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 理查德·马修·斯托曼 Richard Matthew Stallman 亲笔签名大照片（题词“Happy Hacking”快乐黑客）

1984年1月，斯托曼已启动了GNU计划，他担心MIT会要求产品的所有权，会给产品强加入他们的销售条件，最终又会成为专有软件，因而他辞去了MIT工作。辞职后，他为买不起电脑而发愁时，发现自己原来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办公室，还没有分给其他人用时，他就每天晚上溜进去工作。

GNU工程启动后，斯托曼听说有一个自由大学编译器套件（VUCK）。他去询问能否用入GNU。答复是嘲弄式的，说对大学是自由的，但对软件本身不行。于是，他决定为GNU编写的第一个软件就是一个多语言、多平台的编译器。他想利用Pastel编译器的源代码，但最终放弃。他从头编写了新的编译器，名为GCC(the GNU Compiler Collection)。

1984年9月，斯托曼开始开发字处理器GNU Emacs，1985年初，它开始可以工作。这使它可以在Unix系统上进行文本编辑。此时，许多人想使用Emacs，因此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传播它？

当然，他将其放到了MIT计算机的匿名服务器上。但那时互联网还未普及，人们很难通过FTP获得拷贝，而且失业的斯托曼也需要收入。于是，他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150美元的价格获得全部程序。当然，所支付的费用是远低于当时的专有软件的价格的，并且用户可以得到软件的源代码。这样，自由软件的分销商业模式就此诞生。如今，整个基于Linux的GNU系统都是如此。

由于GNU是公开源代码的，为了防止不肖厂商利用自由软件，使其专有化。斯托曼别出心裁，创造了Copyleft的授权办法，让所有的GNU程序遵循一种“Copyleft”原则，即可以拷贝，可以修改，可以出售，只是有一条:源代码所有的改进和修改必须向每个用户公开，所有用户都可以获得改动后的源码。Copyleft保证了自由软件传播的延续性。

由于Emacs的成功，斯托曼设立了一个基金会: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

GNU工程激励了许许多多年轻的黑客，他们编写了大量自由软件。最后，林纳斯·托瓦兹写了一个类似Unix操作系统的内核，称为Linux，把所有GNU软件和硬件连接了起来，但Linux并不能代表整个操作系统，Linux只是个内核，整个系统还包含数以百计的软件工具和实用程序，大多是由GNU黑客们完成。他认为，整个操作系统称为GNU/Linux比较合适。Linux内核为GNU工程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斯托曼认为，在自由软件时代，软件公司可以靠服务和训练。斯托曼希望，有一天软件业者不是靠的 “Copyright”版权法，迫使客户花费巨额资金购买软件，而是依仗提供服务(如技术支援、训练)来获取应得的报酬。简言之，未来软件业的基本准则就是“资源免费，服务收费”。

Apache Web服务器和GNU/Linux操作系统的流行，使新一代黑客们备受鼓舞，纷纷投入商业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加盟自由软件，他们是一类全新的黑客:一方面呼应自由软件的精神，一方面又积极拥抱商业世界。

于是，与斯托曼持不同政见者将“自由软件”这个名字改成了“开源软件”，看起来好像两者兼容，但斯托曼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自由软件将自由精神放在首位。但是对商人来说，自由（free）与免费（free）是同一个词，与斯托曼布道的“自由精神”不同，他们更愿意谈论实际问题，也就是能不能赚到利润的问题。

斯托曼依旧不修边幅，无所顾忌。但与当年坚定的执着相比，他的精神状态呈现了一种焦虑和紊乱，而这一切正是他创造的自由软件的成功施加给他的。有一点可以肯定，斯托曼必将越来越被自由软件成功的浪潮所淹没。因为，他引燃的这场革命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驾驭范围。这也是许多思想家、革命家、理想主义者的共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