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 道光十七年 法国汉学家鲍塞尔Pauthier巨著《中国地理历史文学图识》俗称《中国图识》乃法国汉学之宝典，采用欧洲第一套汉字印刷术 勒格朗活字印刷，内含一幅完整折叠版大清地图，及其珍贵

传教士与近代活字印刷的引入 胡国祥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传教士最初对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抱持一种肯定和欣赏的态度，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马礼逊来华的最初阶段。后来由于形势的改变，传教士开始了中文活字的研制。经过三个阶段的不断改进与完善，传教士基本上解决了中文活字制造的问题，同时也发明了实用的中文排版检字方法，为中文印刷使用西方近代活字印刷解决了最基本、最关键的技术问题，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中文活字印刷技术。

关键词　传教士； 中文活字； 近代出版

一、传教士与中文印刷的初步接触

传教士最初对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抱持一种肯定和欣赏的态度。如利玛窦对中国的木刻版印就极为推崇，他说：

他们的印刷比我们的历史悠久，因为在五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印刷术，但与西方的有所不同。中国字的数目极多，不能用西方的方法，……这种方法为中国字相当容易，因为常比我们的字大，西方文字用这种方法就不容易了。

至论速度，我觉得，西方的印刷工人排版与校对一张所用的时间，与中国工人刻一块版所用的时间不相上下，也许中国工人用的时间还要少一点。所以印一本中国书比一西方书的费用较低。中国人的办法还有一个优点，即木版常是完整的，何时想印就印；三四年后，也能随便修改；改一个字易如反掌，改几行字也不甚难，只需把木版加以裁接……①

利玛窦从西方人最在意的实用与经济的角度对中西印刷作了比较，仅从这一角度来看，西方印刷在当时并没有明显的优势。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印刷术的实用与成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西方的印刷术在此时正处于一个发展过程中，和雕版印刷相比，它本身也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正因为此，当时来华的其他修会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中西文著译，都是以中国传统方式印刷的。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马礼逊来华的最初阶段。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于1807年9月8日抵达广州。在1815年以前，马礼逊所有的中文著译都是木刻版印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中国传统的印刷方式非常欣赏，这种欣赏与明末的耶稣会士一样有着相同的理由。另一方面，马礼逊的欣赏中还有着另外一种考虑：他认为用和中国人一样的方式印刷，这样印出来的书才可以有中国士人熟悉的风格，才可以和中国的经典媲美，这样他的书才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马礼逊初到中国的时候着汉服，吃中国饭，其目的也是如此。他想和中国人最大限度地拉近距离。

但是马礼逊对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的欣赏并没有坚持到底。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用雕版印刷必须依赖中国工匠，而使用中国刻印工匠严重受制于中国官府。在中国境内被严格禁止，到境外又要靠偷渡输出工匠。即使在中国境内得以施行，也因事属违法而要价很高。在这种情况下，马礼逊不得不转而寻求在技术上不必较多依赖中国工匠的印刷方式。其次，与另一传教机构浸信会的竞争也是促成其转变的原因。成立于1792年的浸信会是英国乃至欧美国家的第一个基督教海外传教团体。大约从1808年起，浸信会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在南亚的雪兰坡(Serampore)开始雕刻中文木活字，很快他就发现木活字有太多的缺点，于是从1811年开始铸造铅活字，并于1813年用铅活字印刷出了《新约》中的《约翰福音》，1814年和1815年又分别印刷了《中国言法》和《通用汉语之法》。这一成绩被浸信会广为宣传，这无疑给伦敦会及在华的马礼逊以极大震动。②鉴于以上形势，马礼逊不得不放弃木刻版印的中国传统方法，转而寻求西式印法。

马礼逊的中文金属活字印刷是从《中国语文字典》开始的。《中国语文字典》的印刷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全力支持。主要是为了印刷马礼逊的字典，东印度公司专门列出经费于1814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③负责印刷所具体工作的是东印度公司新聘的印工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但东印度公司澳门办事处要求马礼逊对字典的印刷提出方案。马礼逊分析后认为，如果中英文都是金属活字，每面可以一次印成，油墨也会显得均匀，而且每面印好后拆版后的活字可以重复使用。如果中文以雕版、英文用活字分别印刷，每面得印两次，还有一个套版的难题，而且雕版与金属活字的著墨效果也会不一致，另外也有雕版因无法重复使用而造成的浪费问题。马礼逊先让汤姆斯按两种方式试印几页，发现结果与分析的一致，于是他正式提出使用金属活字印刷。

接下来就是金属活字的制造问题。汤姆斯采取的方法是：先铸造活字柱体，再以人工在柱体上逐字雕刻中文以形成活字，其高度大小则以相配合的英文活字为准。关于印刷这部字典所需的中文活字的数量，马礼逊和汤姆斯都没有留下确切的说明，马礼逊只是估计需要80000至100000个。国内学者对此有好几种说法。汪家熔在详尽分析了当时的印刷环境，特别是仔细辨析了字典样本后认为，汤姆斯并没有制备一副字的活动，而是采取“用到什么字刻什么字”、“随用随刻”的方法，并计算出其所铸刻的中文活字为121000个。④

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随着东印度公司本身在1834年的撤销而关闭。印刷所关闭后，印刷所20年间所累积的二十余万个活字被赠送给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印刷所，后来这批活字在1856年的广州十三行大火中化为灰烬。⑤

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是专门为印刷马礼逊字典而成立的，在成立之初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就严格限定了它的经费和印制范围，因此从1814年成立到1834年关闭的20年时间里，除印刷马礼逊字典外，只另外印刷了18种其他书刊。正是因为这次印刷，才开始了中文金属活字的第一次制造，才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中文金属活字的印刷实践。

二、中文活字的研制

在马礼逊之后，西方形成了一个研制中文活字⑥的热潮。中文活字的研制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中式雕版的基础上制造活字，第二阶段是完全脱离中式传统雕版的影响，采用欧式规范工艺制造活字，第三个阶段是电镀造字法。

(一)第一阶段：用中式旧法雕刻活字

最早雕刻中文活字的是英国浸信会的雪兰坡(Serapore)印刷所。大约从1808年初开始，为了印刷马士曼的中文作品，以每个月四镑薪水和供应住宿的代价，长期雇用一名华人监督孟加拉土著雕刻中文活字。雪兰坡印刷所采取的方法是整片雕成后，逐行锯成长条，再和《论语》的英译铅字间行排印。每个中文字大约1.6至1.8平方厘米。后来又采取整片雕成后逐字锯开排印的方法，活字也变小，只有1平方厘米。由于木活字太大造成纸张成本过高，从1811年起，雪兰坡印刷所开始制造铅活字，这些铅活字在体积上更小，只有0.5到0.8平方厘米。⑦

三年后，即1814年，为了印刷马礼逊的《字典》，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的汤姆斯在铸好的铅坯上雕刻中文活字，汤姆斯雕刻中文活字的情况前文已有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后来用雕刻木版翻铸铅版，再锯成单个铅活字。

最早采用这种方法的是戴尔(Samuel Dyer,1804—1843)。戴尔1804年生于伦敦附近的格林威治(Greenwich)，十六岁时随父亲迁居伦敦。戴尔少年时立志成为一名律师，他进入著名的内殿(Inner Temple)法律学院学习，后又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因为不愿加入正统的英国国教而不得不放弃了毕业文凭和未来的律师事业。1824年，戴尔加入伦敦传教会，随后又进入马礼逊等创办的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中文。1827年，戴尔正式成为一名牧师并到东方传教。他的第一站是槟榔屿，正是在这期间，戴尔开始了他的制造中文活字的第一次尝试。1828年初，他先请自己的中文教师在槟榔屿写好字样，再送到马六甲由那里的刻工上版刻字，刻好送回槟榔屿校对后再送伦敦铸版，⑧把铸版逐字锯开后就得到了活字，再把这些活字从伦敦运回槟榔屿。戴尔的这次试验共刻了55块版片，具体得到了多少字不得而知。时间则是从1828年初一直到1831年3月，⑨时间长达三年。

类似的尝试在裨治文⑩主编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又译“中国文库”)上也有报道。1834年的一则报道说，英国有人用一套雕版，浇铸成铅版，再逐字锯开，于1834年制成了700个活字。1835年的一则报道说，美国波士顿有人用中文布道书的雕版24面(版)浇铸铅版，制成活字两套，运回广州的美国传教会书馆使用。另据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介绍，1838年，巴黎皇家印刷局(Royal Printing Office)也用这种方式制造活字。

也有在铜板上刻凿凹下的字模铸字的。

卫三畏主编的《中国纪录》(Chinese Recorder，又称为《教务杂志》)1875年卷6载，德国传教士郭实腊1833年曾设计在半英寸见方的铜板上，手工刻凿出正文凹下的汉字字模，约4000字，然后送到雪兰坡用来浇铸铅活字。这种刻凿字模的方法由于字形不规整，加上费用太贵，未能得到推广，但这种方法明显地具有从中式雕刻造字到欧式冲模铸字的过渡性质。

(二)第二阶段：手工雕刻反文高凸钢字，经冲压出字模再铸字

1.勒格朗的拼合字

自古登堡起，欧洲的字母活字都是采用这样的工艺制造的：先将字刻于软钢上，成为阳文反字。经火锻炼，变成坚硬的钢钻，又叫字范(punch)。再用坚硬的字范当成钢钻一般冲压较软的铜板，使之成为阴文正字，一般称之为字模(matrix)。最后，再用这字模浇铸铅合金活字。用这种方法制造中文活字工艺最复杂，所费成本也可能最高，但前面的各种尝试说明，其他的各种活字解决之道都只是一时的权宜之策，欧洲活字制造的规范工艺才是解决中文活字制造的最终选择。

但汉字与欧洲字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字由字母组成，这些字母一般不超过30个，因此铸造每一副字母文字的单位成本很低；汉字由偏旁部首组成，汉字众多，铸造一副汉字的单位成本会很高。这是中文活字制造遇到的最大问题：如何减少字模来降低成本。首先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是法国人勒格朗(Marcellin Legrand)。

勒格朗生平不详，只知他是巴黎的一位活字制造专家，他的工作是在法国汉学家鲍塞尔(M. Pauthier)的建议指导下进行的。勒格朗根据汉字由偏旁部首组成的特点，为了减少字模，他采取了将中文形声字的偏旁与原字分开铸造再加以拼接组合的方法。如“碗”字以“石”旁和 “宛”字拼合。也就是说，只刻“虫”、“石”、“女”、“禾”、“宛”、“口”、“火”等半边字模，浇出这些偏旁，就可拼接组合出“蜿”、“碗”、“婉”、“如”、“和”、“秋” 等众多汉字。不能分开的字，仍制作单字字模浇铸。这种活字被称为“拼合字”，也称“叠积字”。1835年3月的《中国丛报》报道了勒格朗在巴黎研制活字的消息，当时编者还收到了巴黎出版的有关中文活字的说明书。由此可以推测勒格朗至迟在1834年以前就已开始这一项研制工作。

拼合字的基础是对汉字形体的研究。卫三畏在《中国纪录》1875年卷6载《汉字印刷的活字》一文中对勒格朗的研制进行了总结回顾。勒格朗按照拼合原理共制了3000个以上的字模，包括214个偏旁、1100个基本汉字，偏旁占字的1/3，基本汉字占2/3，据此可拼出22471个汉字。

勒格朗的拼合字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除《中国丛报》有报道外，1838年麦都思在《中国的现状与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一书中对此也有报道和评论：

在巴黎，在亚洲学会会员鲍塞尔先生指导下，也进行了另一铸造中文活字的尝试。从一些出版的样本看，似乎比戴尔的活字小得多，相当于great primer的大小，是由法国最有名的活字铸造专家之一铸造的，从笔画之精细、高度之精确看，这些活字比亚洲的任何工匠所做的都好。一些活字的形式有点僵硬，不成比例，部分原因是由于没有经验……但是，总体上看它们极为精细和美丽。

勒格朗的拼合字在当时除了得到较好的评价外，也得到了较多的应用。法国人的中文印刷基本上都是用的拼合字，如1837年巴黎出版的《大学》、《道德经》就是用勒格朗的拼合字印刷的。勒格朗的拼合字还被收入1845年巴黎皇家印刷局出版的《皇家印刷所活字样本》。美国人对拼合字也特别推崇。美国长老会在1836年花5000多元，订购了一套3000个字模的拼合活字。1844年，设在澳门的美国长老会印刷所“华英印书房”也购买一套拼合字，主要用于宗教书籍印刷。同年“华英印书房”还出版了拼合字的样本《新铸华英铅印》，样本导言对拼合字的背景、使用情况及特点也作了介绍：

东方学者的注意力常常转向金属活字印刷这一课题。最大的困难在于汉字数量的庞大，因为使用比较频繁的汉字就在五千以上，并且关于植物学、动物学或医学的著作……即使到达此一数字的一副活字也不能满足。但一万或一万五千个字所占的空间很大，使用也很困难，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印刷汉字不实用，除非使用习惯使用的雕板方式。十年以前，在巴黎的一些汉学家，酝酿了拼合汉字的想法，据此任何汉文著作可以印刷，而不需要大量和不便的活字。当时长老会正考虑到中国传教，决定得到一副字模，还经过多次试验来证明此计划的实用性。经过多年劳动，此项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熟，印刷机和字模于今年到达中国，活字已铸好，来印刷汉文和英文著作。然而，点滴的经验告诉我们，印刷所的工人必须有所有汉字的正确清单，否则对初学的人来说，许多时间会浪费在找活字上。为此，并且为了感谢对这一试验感兴趣的众多朋友，准备了这本书。目的是使人对印刷所的每一个活字，以及所放的盒子一目了然。

1845年，澳门的“华英印书房”迁到宁波，改名为“华花圣经书房”， 勒格朗的拼合字也被带到宁波。据1851年的《中国丛报》报道：

除了戴尔的活字以外，两套中文拼合字已于1845年在中国使用，它们是勒格朗在巴黎从字模铸出的。一套在宁波，一套在澳门。柯理先生在长老会的资助下，前些年到达了中国，被提供每一种材料，以试验这一计划的实用性，他是第一位把它付诸实施的人。作为一个实用的印工，他的技能使他克服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与第一次安排和随意的使用众多汉字相联系。之后，宁波的教会印刷所印刷了无数的出版物，都是用这套巴黎活字印的。

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用拼合字印刷的书籍，大多在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版，现已不多见。现存的有《耶稣教理问答》，1849年出版。另有《地球说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韦理哲(R.Q.Way,1819—1895)著，此书1848年在宁波出版，1856年又再版。从1856年再版本的正文看，所用的活字与《耶稣教理问答》相同，就是勒格朗的拼合字。

拼合字在当时的影响是广泛的，在戴尔的成果被广泛接受以前，拼合字被视为制造中文活字最实用的方法和最基本的原理。据卫三畏《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载，1847年，在纽约长老会的发起下，德国人在柏林按照勒格朗的拼合原理也制作了两副活字，被称为“柏林字”。1849年，宁波长老会书馆曾购买一副“柏林字”用来印刷中文书籍。

拼合字一时较为流行，主要是因为它减少字模，解决了用欧洲方法铸造中文活字的高成本问题，从而使得中文铅活字印刷成为可能。但拼合字存在两个主要的缺点：一是因为拼接而影响汉字的美观，二是一字分为两部分给检字排版造成困难。这两个缺点也是拼合字自身不可克服的致命之处。因此即使是在它最风光的时候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减少中文字模数量的最好方法到底是什么？戴尔的努力回答了这一问题。

2.戴尔的“香港字”

戴尔的中文活字制造工作建立在对以往工作的总结和对汉字使用频率的研究上。从1828年到1831年，戴尔最早进行了铸版造字的试验。戴尔对这次试验进行了反省：铸版所得的只是活字，而这种铸版活字用久了会有损耗，到时从写样、刻版、铸版、锯字的整个程序又要重复一次，重复的结果不仅会造成成本累增，而且时间过长，显得既不经济、也不实用。戴尔对其他的造字及中文印刷也进行了总结，并写成了一篇论文。1833年2 月，马礼逊给《中国丛报》的编辑写信，推荐了这篇论文：

先生：现附上一篇关于活字的文章，供您细察。此文是由槟榔屿的戴尔牧师写的。戴尔先生六年来致力于这一课题，我相信，这一计划最后将成功。依我看，以适中的价格获得中文活字，对有用的知识和基督教义在东方及那里的岛屿传播，是首位重要的目的。

戴尔的论文有五部分：一、中文活字的特点，二、中文金属活字的必要性，三、以往试制中文金属活字的弊端，四、改进金属活字的建议，五、建议雕刻钢模。

戴尔对汉字使用频率的研究始于1826年，那时他还在马礼逊的东方语言学校学习。戴尔与两个对汉语有共同兴趣的学生一起，对马礼逊翻译的中文《圣经》逐字、逐行、逐页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圣经》使用的字数大约是3600字。从1832年起，戴尔又花了两年的时间对汉字的使用情况进行研究。这次研究不仅时间花的更长，目的也更明确：戴尔要确定一副中文活字究竟包括多少个字，每个字出现的次数是多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开始重新计算汉字的使用情况，这次统计的范围更广，除了《圣经》等宗教性著作外，还有“四书”、《三国演义》、《烈女传》等共14种中文著作。戴尔把统计对象扩展到非宗教书籍，显示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整个中文著作的活字印刷问题，也就是从根本上、彻底地解决中文活字问题。戴尔研究的结果是：十四种书共包括3232个不同的字，其中常用字约1200个；按照常用字的频率计算常用字使用数量后，整副中文活字的数目是13000至14000个。

戴尔边总结研究，边进行中文活字的研制工作。这一次他放弃了铸版造字的方法，采用了“字范—字模—活字”的欧洲传统方法。1832年底，戴尔宣称：“字范是永久的基础，只要一副字范便可以供应马六甲、广州、英国或任何地方的活字需要。”1833年6、7月间，戴尔以1827年马六甲木版刻印的中文圣经宋体大字为蓝本，雇用数名华人工匠开始打造字范。最初进度很慢，即使他自己也参与部分工作，每天也只能完成三个字范，因此工资成本很高，戴尔难以承担。于是他发传单向南洋、印度及广州的外国人募到100镑，又写信向伦敦总部求援。他向总部保证只要400镑就可以完成3000个字范的打造，以后从字范到字模再铸成一幅活字也只要100镑。总部认可他信中所说的内容，拨款100镑，并将他的信公布，以引起公众捐赠，结果在两年内戴尔收到英国各地的捐款200余镑，正好解决打造字范所需。经费问题解决以后，造字工作进展顺利。到1834年9月，戴尔开始用自己的活字印刷了一部《耶稣登山宝训》的小册子，到1835年初，戴尔报道说他正在生产四副活字。

1839至1841年，戴尔回英国休假。在英国期间，戴尔的工作得到伦敦传教会总部的高度认可和赞扬，当1842年戴尔再次东来时，伦敦会加大了对他的支持，并要求他解决过去的字太大的问题(主要是与勒格朗的拼合字相比)。戴尔这次的目的地是新加坡。从1842年3月开始，戴尔开始了造字工作，这次以小字为主，平均每月的产量是40个字范。到1843年8月，戴尔与新加坡站的施敦力兄弟(Alexander and John Stronach)到达香港，到此时为止，戴尔共完成大字1540个，不到预计3232个字的一半；小字只完成了300余个，离完成一副完整的活字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戴尔于1843年10月24日因病去世，余下的工作都由施敦力兄弟继续完成。到1846年时，完成的大小字范已累积到3891个。到此时戴尔未竟的事业可说基本完成。

戴尔在中文活字制造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他第一个对汉字的使用进行了研究，从使用频率入手解决了减少汉字字模的问题；他也是第一个完全使用欧洲活字印刷的原理和正统工艺铸造中文活字的人。可以说他的工作结束了从马士曼开始的各种中文活字制造试验。这也是与他长期不懈的努力分不开的。从1826年研究马礼逊的中文圣经开始，到1843年去世，整整用了17年的时间，如果到1846施敦力兄弟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则是整整20年。施敦力兄弟后来的工作主要是在香港完成的，人们因此把按戴尔的方法造出的活字称为“香港字”。香港字一出，其他活字都相形见绌，从1850年代初开始，香港字一直成为中文印刷市场上最主要的活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60年代中期，姜别利的新字出来为止。

(三)第三阶段：姜别利电镀造字法

姜别利(W.Gamble,1830－1886)原籍爱尔兰，早年移居美国，在费城一家印刷公司工作，后去纽约圣经书房，1858年受美国长老会的派遣来华主持宁波长老会印刷所。1860年，宁波的印刷所迁至上海，改名为美华书馆。姜别利在中文活字印刷史上有两大贡献：一是发明电镀造字法，二是发明排字架。

欧洲传统活字工艺是雕字范、冲字模、铸活字。这种方法成本较高，尤其是对于字数较多的中文来说。在雕字范、冲字模、铸活字这三个工序中，最耗时的是雕字范、冲字模两道工序。姜别利发明的电镀造字法主要是解决了前两道工序的问题。他的方法是用纹理细密的黄杨木刻阳文字，再将木刻阳文字电镀制成紫铜阴文，镶入黄铜壳子形成字模。刻黄杨木当然比刻钢字容易多了，电镀制模也比冲压制模容易。电镀造字不仅省时，又可缩小活字的尺寸，而且字形更明晰美观。美华书馆利用姜别利的方法制成铅字七种，称一号至七号，俗称“宋字”。当时这种铅字由美华书馆大量出售，又称为美华字。

中文印刷的另一个难题是捡字排字。姜别利沿用戴尔的方法，对汉字使用频率进行分析，只是这次姜别利进行的更彻底，规模更大。他雇用了两名中国学者，每人两年为期，查清了包括《圣经》在内的28种书，共130万字。姜别利依发现次数将汉字分为十五类：其中重见达一万次以上者有13个字，重见一千次以上者有224个字，其中重见不超过二十五次者仅3715个字。姜氏根据这一结果将中文铅字分为常用、备用、罕用三大类。他设计了一个木架，正面置字二十四盘，中间八盘装常用字，上下各八盘都装备用字，两旁边四十六盘则用来装罕用字。每类字都按照《康熙字典》部首检字法分部排列，排字工站在中间，就架取字。姜氏发明的这一方法比过去没有排字架的捡字最少快三倍，而且一直沿用到1909年，商务印书馆对此做出改进为止。

中文活字的研制主要是由传教士进行的，而且主要是在传教士的印刷出版活动中得到实际运用。经过三个阶段的不断改进与完善，传教士基本上解决了中文活字制造的问题，同时也发明了快捷实用中文排版检字方法，为中文印刷使用西方近代活字印刷解决了最基本、最关键的技术问题，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中文活字印刷技术。

注释

①刘俊余、王玉川译：《利玛窦全集》(1)，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年，第17－18页。转引自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82页。

②关于浸信会与伦敦差会的竞争请参考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2000年，第131—152页。

③⑤苏精：《马礼逊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载《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第79—111页。

④汪家熔：《试论马礼逊字典的活字》，载《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435页。

⑥这里的“中文活字”是指“中文金属活字”，因为在近代印刷出版史已经没有其他非金属材质的中文活字。

⑦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第144页。

⑧雕版是凸文反字，如何制型浇铸成铅版，目前所见材料中均未说明。在印刷史上，1802年英国人斯坦荷普(Earl of Stenhope)发明泥版，稍后同为英国人的格德(William Gad)试用石膏制模，原理与泥版一致。1829年法国人谢罗(Claude Genoux)发明纸型。在雕版上浇铸铅版，应该是一种类似纸型浇铸的技术。

⑨关于戴尔这次尝试的时间有说是1833年的。见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第67页。韩琦：《十九世纪中文拼合活字研制史续考》，载《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年，第446页。

⑩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美国基督教公理会第一个派遣来华的传教士。1830年到达广州，1832年主编《中国丛报》，向英美等国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等各种资料。主张用武力强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打开中国门户，主张传教士可不顾中国法律而深入内地活动，1857—1858年任上海亚洲文会会长。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初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59页。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又译韦廉士，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兼外交官。1833年来中国传教，1833—1851年在广州为公理会创办印刷所，并协助裨治文编辑《中国丛报》。1855—1876年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并多次任代办，参与策划《中美天津条约》的订立。1877年回美国任耶鲁大学中文教授。

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又译作“谷登堡”、“古腾堡”、“古滕贝格”)，约1400年出生于德国美因茨，1468年2月3日逝世于美因茨，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的发明导致了一次媒界革命，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

转引自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47页，第447－448页，第450页。

关于拼合字的详细论述，请参照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45—453页。

Chinese Repository.1833.p.414.转引自韩琦：《十九世纪中文拼合活字研制史》，载《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年，第445页

LMS/UG/PN,3.4.C.，Dyer to the Directors，Penang,16 November 1832.转引自苏精：《戴尔与中文活字》，载《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第196页。

LMS/UG/PN,3.4.C.，Dyer to the Ellis， Penang， 9 January 1835. 引自苏精：《戴尔与中文活字》，载《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第197页。

苏精：《戴尔与中文活字》，载《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第201页，第202页。

就作者目前所见的资料，对姜别利电镀法的具体工艺均寥寥数语，并无详细介绍。这里的描述是就作者的理解推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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