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民国元年《法国小日报 le petit journal》报道袁世凯剪掉辫子

1912年3月3日星期日《法国小日报 le petit journal》报道袁世凯剪掉辫子

袁世凯对“国民”身份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功利性的投机主义的选择，而非实质认同国民身份所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文化。从袁世凯剪掉其拖了几十年的“辫子”的时间、场合，即可体会到袁世凯在政治上精于算计的微妙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早在1911年12月7日已经降旨，“臣民准其自由剪发，改用阳历，着内阁妥速筹办”。只因清廷当时被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弄得焦头烂额，结果不了了之。尽管清廷大势已去，袁世凯也没有立即剪去自己的辫子。一直到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才在次日下午剪去辫子。当日，负责为袁世凯剪辫子的，并不是职业理发师，而是他的心腹秘书蔡廷干，在场围观的只有他的儿子袁克定。显然，袁世凯是在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里剪去辫子的。

袁世凯剪去辫子这件事终究还是被泄露出来，而泄密之人就是剪刀手蔡廷干。或许，蔡廷干对他亲眼见证袁世凯“剪辫子”这件事太自豪了，所以当天就怀着激动的心情告诉了《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作为一名资深记者，莫理循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新闻。不过，莫理循为了避嫌，没有把这个重大新闻告诉他所服务的伦敦《泰晤士报》，而是透露给《每日邮报》。随后，袁世凯剪掉辫子的新闻开始在欧洲新闻界传播开来。1912年3月3日，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小日报》以挖苦讽刺的口吻做出如下报道:

几个月来，中国不仅上演着一场政治革命，还经历着一场习俗的变革。中国的各大城市都在进行着这场声势浩大的提倡欧式服装、抵制中国传统发型的运动。我们看到大批中国人聚集在公众场所，一个接一个庄重地走上高台，一些手持剪刀的师傅当着成千上万同胞的面剪掉了他们的辫子。直到目前为止，袁世凯还一直保留着他的辫子。这个精明的投机分子和谨慎的政客总是想办法躲避这场运动。在前朝时，他自然保留着辫子;在局势动荡时，他依然保住辫子，绝不能太过明显地脱离朝廷的阵营。但是皇帝退位了，皇室放弃了斗争，准备流亡。袁世凯突然觉得自己焕发了青春，命人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在法国《小日报》这样拥有广泛影响力的欧洲媒体中，袁世凯是否保留“辫子”，集中体现了袁世凯在辛亥鼎革期间政治上的投机本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诸如《小日报》这类西方媒体对辛亥革命期间发生的“剪辫易服”的报道，映射出他们骄傲自大的“西方文明优越论”的世界观:西方代表人类的先进文明，而中国代表落后文明。在此语境下，来自中国旧制度阵营中的袁世凯及其脑后的辫子，很自然地成为西方媒体挖苦批判的绝佳素材。袁世凯毕竟在南北议和之后剪掉了他拖了几十年的辫子，在欧洲人看来，这确实象征着欧洲文明的胜利。然而，发生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竞争，绝非如袁世凯剪辫子那样简单。在袁世凯剪掉辫子之后，中国的儒家文明仍然显示出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强大抵抗力。

表面上看，袁世凯剪掉辫子，是一种顺应欧洲文明主导的时代潮流的不得已举措。实际上，欧洲文明在中国看似占据上风，却依然是浮在水面上的，缺乏根基。就如剪辫而言，袁世凯特意选择在清帝退位之后才剪去辫子，这种时间的选择当然是一种非常谨慎的政治考虑，同时也说明传统的忠孝伦理对袁世凯依然有束缚作用。辫子本身无足轻重，但是辫子所代表的中国效忠传统观念却不可低估。袁世凯剪去辫子，当然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政治抉择:他要就任临时总统，必须剪去辫子，与君主专制一刀两断。但是，由此引发的来自清朝遗民群体的抨击，袁世凯也不得不承受。武昌起义发生之后，时任翰林院编修叶昌炽就怒斥“剪辫易服”之人为“丧尽天良”的反噬国家之徒。晚清史官恽毓鼎一度认为，剪辫形同“亡国之举”，会“惑民视听”。凡此种种时论，袁世凯身为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自然需要考虑。上述言论都是从政治文化上着意，说明辛亥鼎革之际的剪辫运动不是单纯的政治革新运动，确实带有新旧文化竞争的意味。新旧文化的冲突落实到历史当事人身上，最终表现为一种内心精神世界的抗争，并引发历史人物的身份冲突，袁世凯也不例外。

按照南北双方的事先约定，剪掉辫子的袁世凯作为“新中国”的国民，自然具有了继任临时总统的资格。如果说袁世凯剪辫象征着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型，那么剪辫之后的袁世凯在继任临时总统之后，则面临着新的政治认同问题。对袁而言，“大总统”毕竟是一个舶来品，实际上他对于共和制度下的“总统”所象征的权力、地位、荣誉等政治内涵，也是不大了解的。也因对西方政治文化缺乏了解，袁世凯只能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去想象“总统”的权力边界。当时担任袁氏英文秘书的顾维钧曾批评袁世凯对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很无知，说:“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故而，袁世凯最初对总统职务所代表的权力多少有点盲目乐观。1912年2月11日，袁世凯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盛赞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

袁世凯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一直是在“外力”的强迫下实现的，而不是发自他内心的自我认同。虽然孙中山在清帝逊位后将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但是孙氏在让位之前重新确立了“大总统”的职权范围。原来，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即大总统负有“实际政治责任，是政府的主持者，它能操纵议案并握有军权、战权和设立法院权”。但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终究不信任袁世凯，为了限制袁的政治权力而制订了《临时约法》，把“总统制”变为“内阁制”，也就是让“大总统”成为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的国家元首。事实证明，这不过是革命党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袁世凯毕竟属于实力派，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安心担任这个形同虚设的国家元首。

19世纪“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英国学者梅因(HenryS.Maine，1822—1888)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历史定律:“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社会的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当然，辛亥革命也是一场进步性的社会运动，它不仅终结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东亚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且还由此引发时人的身份变革: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

文章引自《革命的剪刀：袁世凯辫子是如何剪掉的》撰文：马建标

在此表达对于深刻解读好文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