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计算机先驱朱传榘(Jeffrey Chuan Chu)
对中国实现现代化方针的意见，含给方毅副总理的信
朱传榘194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5名美国人共同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ENIAC）
朱传榘 ，(Jeffrey Chuan Chu)1919年出生于天津，1939年赴美留学。194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5名美国人共同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ENIAC），因此被称为“计算机先驱”。2011年6月6日（美国时间），上海交大校务委员会名誉委员、顾问教授、交大教师活动中心捐建人、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朱传榘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2岁。在计算机原型产生之前，已经有具有计算能力的电子设备出现，但这些设备只能处理特定数据及定向问题，逻辑处理能力还达不到“通用”要求。在具有“通用”数据处理能力的电脑原型设计中，朱传榘成功拿出计算机逻辑结构的数个设计版本，提高了计算机的“通用”逻辑运算能力，也就是“大脑”功能。在计算机原型中，他的贡献是真正点睛之笔，他也是参与整个电脑原型设计的人物之一 ；除此之外，他后来还参与过计算机小型化、工业化的工作。
194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朱传榘与5个美国人共同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ENIAC），人类文明的历史因此改写。朱先生也因此获得美国电子和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 颁发的“计算机先驱奖”。 [1]
也许我还年轻吧，有时觉得自己和六七十岁的老人谈不来。”虽是一句玩笑话，却让记者感觉到86岁的朱传榘有股不服老的劲儿。不久前，朱传榘再次从美国来到北京，接受采访的朱老声音洪亮，激情昂然，一顶棕色鸭舌帽是他的招牌式装扮，看上去颇为时尚。他自信地告诉记者：“我还能再干50年！”
朱传榘是一个永不服输的人，事事都要做得比别人好。在其人生履历表上更是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印迹———美国BTU国际部董事兼总裁办公室高级顾问，斯坦福研究院董事兼总裁办公室高级顾问，哥伦比亚国际公司主席，王安电脑公司高级科学家。朱传榘认为，自己之所以在耄耋之年，拥有旺盛的精力和敏锐的思维，完全得益于“激情”。“激情就像初恋的感觉，就是长生不老药。”朱传榘独到的人生体会，也许就是他保持年轻不老的秘诀。
朱传榘非常钟情北京的小吃，但吃得极少、极慢，基本不沾荤腥儿，而且他说自己遵循孔子“食不言，寝不语”的教导，用餐时极少说话。
朱老是个极好动的人，非常喜欢旅游，世界各地有特色的景观几乎都去过，有的甚至不止去一次。朱老认为，旅游不仅能满足好奇心，增长知识，而且能促进身心健康。比如，到海滨旅游可以使人心旷神怡、排解忧愁；高山地区则空气污染小、负离子数量多，利于老年人休养生息。
2000年，81岁的朱传榘听说西班牙的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造型奇美、结构特异、建筑材料新颖，便不辞劳苦地专程前去参观。
2005年，朱传榘听说博物馆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就又跑去参观，回来后兴奋地说：“确实如此，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必须要有眼光，一个人要想保持年轻，就不应该因循守旧。”
朱传榘，1919年生于天津，1939年赴美留学。194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五名美国人共同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部计算机（ENIAC），获得电子和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的“计算机先驱奖”（IEEEComputer Pioneer Award）。曾任美国BTU国际、斯坦福研究院（SRI）董事兼总裁办公室高级顾问、哥伦比亚国际公司主席、霍尼威尔信息系统公司（Honeywell Information Systems）副总裁、王安电脑公司高级副总裁、阿尔贡（Argonne）国家实验室高级科学家等职。在中国，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荣誉院士、中国工程学会高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校委会委员、荣誉教授以及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校荣誉教授。现居波士顿附近。197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代表党和政府会见了朱传榘夫妇。他心直口快、一针见血地向方毅副总理谈了一系列对国家发展的建议，包括“引进来，走出去”、“培养有国际经济竞争观念的高级公务员和企业经理人才”等。
此后数年里，邓小平、王震、万里、江泽民、李瑞环、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会见过朱传榘夫妇。
朱传榘经常到内地大专院校及非营利组织推动公益事业，被人誉为公益“传教士”。他曾在母校上海交大设立“朱传榘英文奖”，后来又推动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中国最早的商学院，并设立“朱传榘精神文明奖”。
附：朱传榘为《朱传榘与中国改革开放》一书所写的自序（摘录）
1943年，我娶了美国妻子，建立了家庭，加入了美国国籍，过起了完全美国式的生活。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在电子计算机领域中的漫长职业生涯。我参与了第一个电视台WPTZ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与制造，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在美国一家蓝筹股公司担任高管职位的中国人，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所管辖的芝加哥大学阿尔贡国家实验室有着高级科学家的头衔……
1970年我与荣智珍再婚。她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实业家荣鸿元（溥仁）先生的长女。荣鸿元先生是荣氏家族叔伯大排行的长兄。那是我生活工作经历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
今天，回想起68年前我给父亲的信中比较孔夫子和西方哲学家时说的话，感到当时的头脑是那样简单，对中国的了解是那么少。孔子曾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关心的是社会中的人怎么才能过得幸福和谐。在科学上有这样的说法，最简单的往往是第一流的。从这个意义来讲，孔子是有着科学的思维方法的贤哲。
回顾我从1940年抵达美国直至1978年第一次回国的38年间，我经历了世界上的一场工业革命，参与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整个历程。但是，我为中国做了什么呢？在我离开祖国的这38年间，我的家人怎样地被揪斗，中国老百姓遭受了多少苦难，又有多少人亡命天涯，而我却在过着安逸、奢华、充满名望的生活。我知道，该是我报答祖国的时候了。1978年, 我59岁。
那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先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掌舵人。
智珍深知我思念祖国，劝我回国看看。当时, 美国到中国没有直飞航班机，唯一的航线要途经欧洲、近东和印度再到北京，要花将近3天时间。……我们于1978年10月8日到达北京。智珍的四婶（荣毅仁夫人）在机场迎接我们。
从各地参观访问三周后，当我们回到北京时，方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
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我选择了社会科学和科技发展政策作为我为之贡献的领域。于是国家科委和社会科学院成了我活动的中心。科委的赵东宛、宋健、吴明瑜、邓楠和杨培青等，以及社科院，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马洪、李泊溪和王慧炯等都曾在一起工作。
1980年10月，通过赵东宛和吴明瑜的安排，我见到了邓小平先生。他的一句话令我感触很深。他说，共产党犯了很多错误，欠人民很多，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下决心从此要为中国的改革事业贡献我的力量。